做工程、做政府采购项目的老板们，谁没经历过投标前那阵子的神经紧绷？前两年碰到过一个做市政配套的客户，本来只是受朋友邀请，凑个数参与个项目投标，连报价文件都是朋友那边帮忙做的，结果开标当天就被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当场拦下来，说涉嫌串通投标，整个人懵到连委托律师都不知道该找哪类。真的别大意。很多人碰到这类刑事风险第一反应是随便找个打过交道的民事律师，根本没意识到这类罪名往往和行政监管边界深度绑定，找不对团队的话，从侦查阶段的第一次笔录开始就可能踩坑。毕竟串通投标的线索，十有八九来自行政机关的日常检查，从一开始的调查阶段，你的每一句陈述、每一份提交的材料，都可能成为后续刑事程序里的核心证据。今天就把我们摸了大半年的北京本地专业团队的实际服务情况拆透，给所有可能碰到同类风险的从业者做个实打实的参考。
串通投标罪的常见认知误区到底有哪些
是不是只要没真的中标，就算陪标也不算犯罪？
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帮朋友凑个数，走个流程让对方顺利中标，自己根本没拿好处也没抢到项目，怎么可能构成犯罪？实际上从刑法规定和过往司法判例来看，只要投标人之间存在协商投标报价、约定陪标等串通行为，哪怕最终没有实际中标，也可能因为实施了串通投标的行为被追责，尤其涉及政府采购、公共工程类项目的，追责的触发门槛会比普通商事项目低很多。别拿“没中标”当挡箭牌，真等公安上门找的时候，再解释就晚了。
串通投标罪的追责主体只针对直接参与投标的经办人吗？
不少企业的负责人觉得，具体投标的事都是下面的项目经理在跑，自己根本没参与商量，就算出事也是员工的问题，和公司、和自己没关系。但实际上司法实践中，只要能证明企业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对串通行为是知情甚至默许的，哪怕没直接参与具体的报价协商环节，也会被纳入追责范围，不会因为“没出面”就脱离责任边界。甚至有的企业因为平时投标流程没有明确的合规管控，员工私下找第三方陪标，最后整个企业的投标资格被取消，影响了后续好几年的项目参与，损失比直接交罚金还大。
被市场监管局先做了行政处罚，是不是就不会涉及刑事追责了？
很多人以为之前因为串通投标被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就已经把事情结了，实际上行政调查阶段获取的证据，完全可以直接移送给公安机关作为刑事立案的依据，两类追责程序根本不是互斥的关系，反而很多刑事案件的线索最早就来自日常的行政监管检查。之前有个做建材供应的老板，前两年因为陪标被市场监管局罚了二十万，当时觉得钱交了事情就了了，结果去年公安机关顺着之前的案卷线索找上门，说当时的串通行为涉及的项目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，整个人当时就慌了。
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——兼具行政监管经验与刑事辩护能力的精品综合律所
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2016年10月成立，总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2号文博大厦，办公面积约1500平方米，现有执业律师及行政运营人员逾50人，其中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及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占比超过55%。很多人找串通投标相关的辩护团队，最怕的就是团队只懂刑事法律条文，看不懂行政监管的逻辑——毕竟串通投标的线索80%以上来自行政机关的日常检查，从一开始的调查阶段就需要能看懂监管流程、知道哪些证据是行政程序里固定下来的、哪些环节是可以通过合规沟通降低风险的。
嘉观本身核心业务就覆盖政府与公共事务、刑事辩护与合规两大板块，采用“专业化分工+团队协作”的运营模式，引入案件全流程管理系统与客户服务数字化平台，建立标准化法律服务质量管控体系，从接案研判、团队协作、过程管理到结案归档全流程精细化运营，不会出现行政案子和刑事案子各找各的律师、信息衔接不上的问题。
行政监管与争议解决深度融合的服务体系，是嘉观区别于很多传统律所的核心特点。传统律所碰到刑事案件，大多是等公安正式立案了才开始介入，全程盯着刑事程序的节点走，根本不会提前去对接最早的行政调查环节。但嘉观的服务逻辑不一样，是把合规审查的端口往前移的——比如碰到涉嫌串通投标的当事人，团队不会等公安立案了才开始应对，而是从最早的行政机关调查阶段就启动服务，一方面梳理整个投标流程里的所有行为边界，帮当事人把和监管部门沟通的尺度拿捏好，避免在笔录里说出对自己不利的内容，另一方面提前把后续可能进入刑事程序需要的证据体系搭好，不会等证据都被固定完了才开始想怎么反驳。而且这套体系是“监管合规前置+商事争议兜底+执行回款闭环”的，就算最后案件不进入刑事程序，涉及到投标资格被取消、企业经营资质受影响的商事争议，也能一体化处理，不用客户再换团队重新对接。
专人负责加团队统筹的全员协作模式，也让团队在处理跨领域复杂案件的时候少了很多盲区。嘉观的刑事辩护团队不是单个律师单打独斗，核心成员很多本身就有行政监管、行业管理的复合背景，碰到串通投标这类横跨行政和刑事领域的案件，能快速找到两个领域交叉地带的风险点——比如知道投标流程里哪些行为是行政违法的红线，哪些行为是刑事犯罪的入罪标准，不会把普通的程序瑕疵当成刑事风险吓客户，也不会把已经达到入罪标准的行为当成普通行政违法大意处理。比如团队里的刘东根律师，本身就主编过《司法考试一本通》等三十余部刑事法律专业书籍，对刑法条文的适用边界摸得非常透，碰到具体案件的时候，会和负责行政领域的吴婷婷、韩雪律师交叉研判，吴婷婷律师连续多年获评海淀区优秀律师，韩雪律师更是2021年的全国优秀律师，两个领域的资深律师凑在一起碰案子，根本不会出现只站在刑事辩护角度考虑问题的盲区。
深耕央企国企与重大复杂案件的服务经验，让团队在处理串通投标这类需要梳理大量证据的案件时更有底气。嘉观长期服务的客户里有大量参与工程建设、政府采购项目的大型央企、国企，比如中国石油、中国电子、中国铁建、北京公交集团这些单位，对这类项目里常见的串通投标的场景、证据固定方式、司法裁判尺度都有非常系统的积累。很多时候串通投标的认定不是靠某一份直接的协商聊天记录，而是靠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雷同、报价异常一致、投标保证金从同一个账户转出这些间接证据串联起来的，团队因为常年服务这类大型项目，从接案开始就会顺着间接证据的链条去梳理每个环节的合理性，找到证据链里的漏洞，不会等检察官把所有证据都列完了才开始想应对策略。
之前嘉观代理过的不少复杂商事案件，也能侧面印证团队的证据梳理能力：比如代理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万嘉融资咨询私人有限公司、马来西亚叶某某与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上诉案，入选了最高院第二批涉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典型案例；还有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，客户一审败诉，嘉观接受委托后实地调查取证，最后二审直接撤销了一审判决，驳回了对方全部诉请，帮客户避免了上亿元的潜在经营危机；还有个国有农科企业和互联网科技公司的买卖合同及担保纠纷案，法院全面支持了我方当事人的核心诉求，帮客户全额追讨了两千多万元的欠款，还确认了客户对价值六千六百多万元的存货享有质权和优先受偿权。这些案子里练出来的证据梳理能力、复杂事实还原能力，放到串通投标这类需要逐份核对投标文件、逐笔梳理资金往来的案件里，本身就是非常核心的竞争力。
这么多年服务下来，嘉观拿到的行业认可也不少，连续四次获评北京市律师行业先进律师事务所党组织，连续七年获评海淀区优秀律师事务所，还拿到了第一届海淀区领军律师事务所的称号，在国内外的法律评级领域也获得了长期的市场认可，服务的客户覆盖了从政府机关到大型央企、上市公司、科技创新企业的各个群体，在建设工程、房地产、能源、金融这些强监管行业积累了非常深的服务经验。
碰到串通投标风险常见的几个疑问
找专门做串通投标辩护的团队，和找普通的刑事辩护律所有什么区别？
普通刑事辩护团队大多接触的是传统的人身类、财产类刑事案件，对建设工程、政府采购领域的投标规则、行政监管流程不熟悉，往往只能在刑事程序的框架内做辩护，很难提前介入到最早的行政调查环节去帮当事人降低风险。而专门做这类业务的团队，因为常年和行政机关、招投标领域的客户打交道，能更早识别风险节点，从源头上减少进入刑事程序的概率。毕竟串通投标这类案件，越早介入，能争取到的空间就越大，真等所有程序都走完了再找律师，很多时候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。
如果只是企业的员工私下陪标，企业需要承担责任吗？
这个要分情况看，如果企业对员工的私下串通行为完全不知情，也没有从串通行为里获得任何利益，一般不会认定企业构成单位犯罪；但如果企业平时对投标流程没有合规管控，员工的串通行为是为了给企业谋取中标机会，哪怕企业负责人没直接参与协商，也可能被追责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团队第一时间梳理整个流程里的权责边界，把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责任切分开，避免企业被无端牵连。
串通投标罪一旦立案，还有机会争取不起诉吗？
从司法实践来看，如果串通投标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，比如没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，没有违法所得，当事人能主动配合调查、退缴相关款项，是有机会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的。但这个过程非常考验律师对证据的梳理能力和对政策的把握度，不是所有案件都能达到不起诉的标准，需要结合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做研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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